全球化与中东城市治理

进入21世纪，资本、技术、信息、金融、生产、贸易等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已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网络。城市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中心，在该网络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并成为其中的重要节点。这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治乱直接关系地区稳定甚至世界的发展方向。世界银行认为，大城市经常出现危机，大城市是21世纪发展的关键，大城市将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集聚与分化基础上的流动构成所有城市的命脉，现代城市的治理和发展创新都必须遵从这个命脉，实现聚集与分化二者之间的平衡，从中寻找到真正的城市活力的创造空间。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现代城市的一致性的聚集中，形成多元化的分化，同时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聚集。合理的有机聚集是任何一个现代城市存在的基础，但是持续更新和合理分散则构成一个城市的发展动力。聚集、更新和分散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市民与城市社会自身运动所形成的，但是三者之间要平衡、协调地共存，并相互促进，就需要城市治理。

（一）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的机遇、挑战

城市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全球化中城市的作用愈发显著。任何活动主体的影响力都需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考量。第一个是地方层面，即活动主体在亚国家事务中的作用；第二个是国家层面，考量参与主体在某一国范围内的影响；第三个是以国家为构成单位的网络层面；第四个是跨国家网络层面，多以宏观区域为基础；第五个是覆盖全球的全球性网络，即参与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的作用。每个考察层面都各自形成网络，并通过参与主体的能量实现各层面之间的连通。全球化浪潮出现之前，城市主要在国家内部或某一区域内发挥作用。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尤其是国家组织及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显著，城市便不得不将自身放置在世界性的平台中参与竞争与合作，城市的聚变引力效应越发明显，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级的巨型城市。许多有活力的城市在很多国家中已成为经济运作主体和新的政治力量，其影响力已突破区域层面，向世界性层面发展。同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会产生世界性的波动。基于此，全球化中城市的性质从国家属性转变为全球属性，从三维空间变为多维空间，从传统的内部参与转变为内外共同参与。

当然，城市性质的变化与竞争平台的提升对城市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全球化使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大大降低，使城市走出国家的影子迈向世界竞争的舞台，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提高。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城市的触角延伸到整个世界，城市与其依附的城市集团不仅参与国内分工与竞争，而且被卷入国际分工格局中，参与国际分工，并在其中不断提升城市价值和竞争力。但是，城市化使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必须致力于提升竞争力，寻找各种机会和途径向世界推销自己。全球化固有的特点造成了信息、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对城市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如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跨国公司等，越加容易通过自身的选择影响城市发展，城市质量高低已成为政府服务优劣的标准。在全球化条件下，城市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空间结构日益复杂，城市不仅要受到国内、地区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也愈加容易受其他主体活动引发的连锁效应的影响。

全球化促使城市向外向型、多元化的模式发展。处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城市已经很难在一国或区域内获得长足发展，不得不参与到城市全球化的国际大分工中。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造成产业部门的全球性转移，经济活动中心的形式也出现全球性的嬗变，城市成为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的中心和重心。无论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还是在全球城市影响力中，中东城市都是世界城市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全球化时代，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被打破，代之以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即便如此，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依然占据核心位置，建立起有利于己的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全球城市体系亦由世界资本运行的“核心—边缘”分工体制所决定。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边缘地区寻求产品市场、原材料及廉价劳动力，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均衡性。中东各国在战后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体现在产业结构落后和人力资源的匮乏上。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看，中东城市仍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仅赚取一点“加工费”，从政府到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创新需求，缺乏产业升级的主动性；同时，由于技术研发和生产者服务业仍被跨国公司掌控，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困难。

产业革命是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促使城市经济逐渐从工业生产中心转换为第三产业中心。中东城市要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并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重要途径之一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合理化。中东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不同，产业合理化的路径各异。中东大国埃及、土耳其、伊朗等综合国力相对较强，其大城市依托国内市场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相对齐全的大都市，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开罗、伊斯坦布尔、德黑兰等中东大城市都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市场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可以参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凭借充足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发展为跨国公司，并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跨国公司突破了国界，绕过贸易壁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转移促进了中东国家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深化了中东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进程。

尽管中东各国城市已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但产业调整之路依然漫长。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相伴相生，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城市无疑提供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保障。因此，产业发展归根到底是城市发展。全球化带来了信息化，城市正是各种信息流的交会点。信息技术成为科学技术领域的制高点，而中东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不仅如此，中东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信息化程度低，大大制约了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中东各国应加紧培养人才，建立自己的科研队伍，抢占科技制高点，只有这样方能在产业升级中有所作为，才能使城市焕发出创新的活力。

在文化方面，全球文化和城市文化必然发生冲突。费斯特英（Fainsteein）和顾德（Guda）指出，伴随社会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从国际主义到全球主义的变化，城市文化正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资源。全球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尽管当前全球化进程中比较成熟的当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但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文化，已经成为大众对全球化最直接、最形象的感知领域。西方文化主导着当今全球文化的基本格局。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念，文化冲突的实质就是不同价值理念在认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由于全球文化在中东的传播与发展集中在城市，中东城市自然成为伊斯兰文化与全球文化冲突的主要场所。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差异。伊斯兰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建立在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基础上，如果群体利益无法实现，个人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伊斯兰文化造就了中东城市公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价值体系在中东城市中迅速汇集，城市内部各群体之间的文化取向差异明显，并最终导致文化认同感的弱化。文化冲突将成为中东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全球化浪潮中的未来中东城市，其在文化创新中，既要防止全盘接受全球文化趋向，也要防止狭隘的地区民族性倾向。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任何国家、民族、城市都将参与到国际分工与竞争当中。政府应做好守夜人的职能，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要完善优化市场；应推动市场竞争，提高区域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加快产业升级和创新，强化、提升本地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二）全球化与中东城市治理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城市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也面临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和压力。一城的治乱甚至牵动全球政治、经济的神经。所以维护城市稳定已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已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全球化呼唤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确立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制度框架，以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解决诸如保护环境、消除贫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消灭跨国犯罪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维护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方面，需要各国共同努力。2002年伦敦经济学院负责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资深顾问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如果国家与包括非营利组织和商界在内的其他机构合作的话，公共利益总的来说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所以，《全球治理报告》指出，全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因此必须学习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和进行治理，主要表现为在倾听各个协会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建议的情况下行使权力。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在世界城市化浪潮中，城市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理理念在城市管理中的延伸，是通过实现城市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协商，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城市稳定与发展的目的。“适当的治理应该能够促进恢复城市服务的质量和促进城市恢复元气”，“良好的城市治理和管理是任何一座城市拥有竞争力和活力的先决条件”。

经济世界总有一个或几个中心，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正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管理中心，城市经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而且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导致了城市行为的企业化。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有足够的空间可以从容地调整、治理而走上稳定发展道路。而中东国家快速的城市化则意味着必须在短时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中完成的城市化过程。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政治动乱之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前中东城市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由于政府管理模式相对滞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脱节凸显，城市社会问题严重，市政府从管理转变为治理已成历史必然。

来源：车效梅：《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注释从略，收录于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平台简介：学术第一步，选对数据库！

车效梅，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山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亚洲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中东城市与城市化、丝绸之路城市史。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也是全球秩序最主要的直观表现。就中东国家而言，无论是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还是2010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城市已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中心。本书在对社会稳定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四个组成要素——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心理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之间的关系，细化了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探寻了城市治理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认为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城市治理。